当最后一缕夕阳掠过郑州黄河博物馆的展窗，将羊皮筏上的绳结染成暖金色时，我才恍然发觉，这场为期九天的黄河实践之旅已近尾声。作为河海大学“大河安澜”实践团的一员，从开封水利局的沙盘前到和尚庄的黄河大堤上，从五一路第一小学的课堂到柳园口湿地的芦苇荡中，我踩着黄河水浸润过的土地，听着治黄人代代相传的故事，终于读懂“母亲河”三个字里，藏着怎样厚重的生态责任与文化使命。
实践第一天走进开封水利局，工作人员指尖划过木质沙盘上的蓝色水流模型，“这股水从柳园口渠首闸过来，分三路进农田，去年改造后每亩节水近20方”的讲解，让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水资源优化配置”不是课本上的抽象概念——沙盘边缘标注的刻度线，是每一滴水都不浪费的细致；会议室里摆放的灌区分布图，是兼顾农业灌溉与生态补水的考量。随后站在柳园口渠首闸河滩上，脚下是1966年建成、历经两次改造的坚固闸体，眼前是碧波顺着渠道蜿蜒流向远方农田的景象，与水利局工作人员交流时，他们提及“过去汛期怕决堤，现在水闸分流、大堤加固，百姓再也不用担惊受怕”，我忽然明白，河海人常说的“哪里有水，哪里就有河海人奋斗的身影”，正是体现在这些守护“安澜”的细节里。
在黑岗口黄河文化广场，碑刻上记录的治黄历程与眼前的生态美景交相辉映。当得知这里的黄河大堤从“树少、白花花不像样”的稀泥路，变成如今“两岸种满树，像条绿龙”的景观带时，我愈发清晰地认识到：黄河治理从来不是单一的工程建设，而是生态、民生与发展的统筹兼顾。那些矗立在河边的水闸、加固的堤防，不仅挡住了洪水，更撑起了沿岸百姓的“安稳日子”。
“我们都是黄河改道时逃荒来的，靠着黄河的土地谋生，也跟着黄河的治理一步步过上安稳日子。”在柳园口乡和尚庄，焦万岭老人牵着我的手站在黄河42号坝前，指着不远处的纪念碑说，“1952年毛主席就在这看‘悬河’，留下‘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的嘱托。”老人的指尖抚过碑上的字迹，仿佛在触摸一段鲜活的历史。顺着他指引的方向远眺，黄河水在“地上悬河”的河道里静静流淌，而脚下的大堤宽阔平坦，两侧的白杨树郁郁葱葱——很难想象，这里曾是“雨天走上去，泥能没过脚踝”的险地。
与郭桂花老人聊起黄河治理的变化时，她笑着说：“以前怕汛期，现在村委会每年七八月份都组织防汛宣传，准备救生衣，我们心里踏实得很！”她还提起1999年江泽民同志视察黑岗口险工时的场景，“当时江总书记问我们‘房离河这么近，怕不怕’，我说不怕，但也说了盖房难的问题。没想到后来村里整体搬迁，我们从堤坝旁的‘坝上人家’，搬进了规划整齐的新村。”老人眼角的笑纹里，藏着黄河治理给百姓带来的“稳稳的幸福”。这些来自村民的真实讲述，让我意识到：一份合格的调研报告，不仅需要专业的数据，更需要倾听民生的温度；黄河保护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百姓“再也不用怕汛期”的安心与“种地不缺水”的踏实里。
“老师，黄河里的小鱼需要我们保护吗？”在开封市五一路第一小学的宣讲课堂上，前排小男孩举着小手，眼里满是好奇。我蹲下身，递给他一张画着小鱼的卡片：“对呀，咱们节约每一滴水，不往河里扔垃圾，就是在保护小鱼的家。”那天的宣讲，我们用PPT展示黄河的生态价值，用短视频讲述治黄故事，互动环节里，孩子们围绕“怎样节约用水”“如何保护黄河湿地”提出一个个问题，他们认真的神情、踊跃的回答，让我看到环保理念在孩童心中生根发芽的模样。
马千骅与我一起设计趣味问答时，原本担心孩子们对“生态保护”的话题不感兴趣，可当看到他们把我们发放的护河卡片小心翼翼贴在笔记本上，听到他们说“以后要告诉爸爸妈妈，不能往黄河里扔垃圾”时，我忽然明白：走进校园开展黄河保护宣讲，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在培养新一代的“护河人”。就像黄河水滋养土地一样，这些种子终将在未来长成守护母亲河的力量。
回望这段实践历程，从在黄河博物馆追溯“悬河”变迁，到在和尚庄感受“林公堤”的治水精神；从参与沿岸垃圾清理时，看到塑料制品占比40%的痛心，到与团队成员讨论如何优化水资源利用的思考，我不仅将课堂上学的金融工程专业知识与黄河生态保护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更深刻理解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意义。
作为河海学子，我们常以“治水兴邦”的使命自勉，而这次实践让我懂得，这份使命不是口号，而是要像历代治黄人那样，脚踏实地去调研、去倾听、去行动——可以是在调研报告中认真记录村民“规范黄河游览区经营”的期待，可以是在宣讲课堂上耐心解答孩子的每一个疑问，也可以是在日常中践行“不浪费一滴水”的环保理念。回到校园，黄河水的轰鸣仍时常在耳畔回响。那些在实践中收获的感动与思考，已成为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会继续关注黄河生态保护，将实践所得转化为学习与研究的方向，用青年的视角为黄河安澜建言，用实际行动践行“哪里有水，哪里就有河海人奋斗的身影”的承诺，让青春力量汇入守护母亲河的时代浪潮中。
